上海是传统工业城市。上海制造业占全市GDP总量的比重长期保持在50%左右,近几年这一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也保持在40%上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制造业仍将是上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上海在制造业领域的传统优势已难以为继,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求日益明显。
要摆脱这种困境,上海制造业必须通过迈向“高端化”和“服务化”来建立新的竞争优势。“高端化”即制造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以及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等的综合集成应用,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新产品,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服务化”即制造企业通过提供与产品相配套的高水平的使用与维护服务,为产品赋予更多价值,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
制造业服务化也是一种创新
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但技术创新具有较长的时间周期而且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从中短期来看,通过业务模式创新实现制造业服务化是更容易见效的方式。上海在着力创建科技创新中心的同时,也需要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
制造业服务化现象与问题
目前上海不少制造企业的服务业板块利润率都低于制造业务,影响了企业对服务业务进行投资的积极性,“微笑曲线”变成了“苦笑曲线”。
近几年受制造业利润不断下滑的形势压迫以及国外制造业巨大的服务化转型的示范,上海各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意识明显增强。
在上海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催生了一批服务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企业。例如上海汽车集团高度重视服务贸易板块的发展,并着重规划了“安吉”、“安悦”等服务业品牌。安吉物流目前是全国最大的汽车物流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安吉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车载信息服务企业。宝钢节能是全国最大的合同能源管理企业,这些企业已成为上海服务业的重要品牌。
服务业务给制造企业带来了可观的效益。其一体现为直接效益,如目前宝钢集团的各大板块业务中,来自服务业板块的利润已占50%以上,超过钢铁主业收入,在钢铁业普遍不景气的今天,服务业务收入正成为宝钢集团新的价值源泉。其二体现为间接收益,例如上海汽车集团、上海电气集团,虽然目前这些企业中服务业务收入和利润占比不高,但服务业务的开展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优化了生产制造流程、提升了供应链效率,从而增强了制造主业的竞争力。
与国外发达国家和先进企业相比,上海的制造业服务化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
服务业务收入占比较低。目前上海市各主要制造业集团的业务收入中,服务业板块的收入基本都在20%以下甚至10%以下,与国际同行企业相比差距明显。以电梯行业为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著名电梯企业的营业收入中只有20%左右来自新电梯销售,其余80%营业收入都是来自于电梯的售后维修、保养等服务,目前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上海三菱电梯,来自新电梯销售收入占到80%以上,来自服务业的收入只占不到20%。
服务业利润率较低。一般而言,产业链中的服务环节利润率通常要高于制造业环节,因此形成“微笑曲线”,但从调研结果来看,目前上海不少制造企业的服务业板块利润率都低于制造业务,影响了企业对服务业务进行投资的积极性,“微笑曲线”变成了“苦笑曲线”。出现“苦笑曲线”原因包括:某些制造业(如汽车、石化)受到一定程度的行业保护;服务业领域的市场不规范,竞争混乱;服务行业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等。
服务业务的内部化特点明显。目前上海市各制造业集团的服务业务收入,绝大部分是来自于集团内部,来自集团之外的服务收入在全部服务业收入中所占比例普遍较低。即使是服务业务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上汽集团,其服务业务收入中来自上汽集团之外的也仅占28%。
可以说,上海主要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尚处于发展初期,面临着诸多内外发展障碍和瓶颈。为加快上海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步伐,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为制造业服务化提供一个好环境
目前我们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主要是专利数量,而专利数量主要评价的是有形的创新产出,难以有效体现服务业所发生的创新。
从创新投入的认定来看,技术创新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非技术形式的创新在服务业中更为重要。除了一些技术创新需要依靠专门的传统研发部门,可以与业务适当分离,大多数的服务业创新是以业务流程优化、商业模式创新等方式,与实际业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大量的服务业创新投入被归入经营成本而难以统计,仅仅统计服务业技术研发部门投入,显然低估了服务业的创新投入。例如目前上海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评定标准中规定,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必须达到销售额的3%,绝大多数服务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总额比例难以达到这一比例。
从创新产出的评价方法看,服务业的创新更多是无形的。目前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主要是专利数量,主要评价的是有形的创新产出。如果沿用原来的技术指标,一些优秀的现代服务企业就难以获得应有的扶植和支持,显然不利于推动服务业的创新发展。
从创新活动的支持来看,目前我国有关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多,但较少涉及服务业的创新行为。同时现有许多创新支持政策带有明显的制造业痕迹,不能适用于服务业创新实践。例如一些产业扶持政策中,政府都是按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一定比例进行配套,相比制造业,服务业的投入更多的是人力、信息、品牌、商业模式等方面的“软投入”,固定资产投入较少,服务企业能从政府获取的资助也较少。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将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催生许多新兴复合型业务。但目前我国许多产业和行业管理政策中,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做出十分严格的区分,不能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形势。例如制造企业在向客户提供服务业务后,无法开具服务业发票,为此不得不针对每种服务业务,都成立一个相应的独立服务业法人实体,增加了企业管理的复杂度;再如制造企业进入网络信息服务业领域(如汽车制造企业提供车载信息服务),往往难以获得互联网业务资质。现在这种固化、条线分割的行业管理政策难以适应制造业服务过程中不断涌现的产业融合、业态创新需求,需要进行变革。
同时,服务制造业务的开展,需要企业及时、全面、准确地把握客户、市场、行业的变化,这需要大量细粒度的基础信息,主要包括基于地理的人口调查数据、企业数据、行业数据等。当前这类信息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政府未能充分对社会开放。对于公共信息的开放和社会化供给,难点在于其可能会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机密。上海可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美国在个人隐私/企业商业机密法律保护的条件下,并结合市场准入管理,对这类信息的管理采取了市场化的管理模式;欧洲主要国家采取的则是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管理模式),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适度加工以去隐私化,并结合适当的数据开发监管措施,实现在不泄露个人隐私或商业机密的情况下,满足服务制造业务发展对于细粒度信息的需求。
服务业标准化对于提高服务效率、保障服务质量、促进服务业整合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在我国乃至上海,服务制造业务起步晚,发展快,行业标准的制定相对滞后,例如在设备检修、合同能源管理、制造业物流、车载信息服务等制造业服务化的重点领域,还存在许多标准规范的空白。据上海标准化研究院统计,尽管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中服务业的占比已与制造业不相上下,但从标准规范的行业分布来看,当前我国90%以上的标准规范仍集中于制造业领域,服务业标准十分缺乏。另外现有的许多服务业标准出台时间较早,亟待更新,例如汽车物流行业中的许多标准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已大大滞后于我国高速公路以及汽车工业的发展。
上海的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走在全国前列,一要鼓励上海企业制订标准并争取成为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也有助于增强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软实力;二是改善对企业标准的公共服务,从目前的支持重点标准转型为为所有有志于制订标准的企业提供服务,尤其是要帮助本市企业做好与国家相关部门的沟通工作。
“十二五”是上海市经济转型发展、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而制造业的转型将决定着上海经济转型的程度和质量。技术创新无疑是实现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在现有条件下,通过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可能是上海制造业实现转型发展更可行、更易见效的途径。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前提是制度转型。现有的经济体制、产业政策和市场规则往往是建立在以工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模式之上,这种经济模式强调产品而不是过程、强调存量而不是流量、强调节点而不是网络,难以适应服务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上海应当先行先试,通过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物质、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的流动和配置,为制造服务业务的发展提供土壤。同时,上海的制造业服务化实践不仅有助于探索自身经济转型的新路径,也将为推进全国的经济转型、加快我国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提供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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